中国是一个民间音乐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历史上的许多学问家都对中国民歌进行过研究。据说《诗经》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一部民歌总集，收集的全是来自民间的创作，是研究古代老百姓生活和劳动的绝佳资料。此后的有关民歌的研究很少有超过《诗经》的。直到清朝末期随着印刷术的进步和西方思想的进入，有关中国民俗学的书籍才又多了起来，并出现了两位出色的民俗学家:黄遵宪和张亮采。这二人都经历过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又都深受改良主义运动的影响，把研究中国民俗当作移风易俗、改良社会的手段，带有很强的目的性。
但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民歌研究得从二十世纪初期算起。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扩大，一批深受欧美民俗学研究影响的中国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民间艺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要算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刘半农。在他的倡议下，北京大学成立了“北大歌谣征集处”，他们在征得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同意后，于1918年2月1日在《北京大学日刊》第61号发表了由刘半农起草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这份章程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份保护传统民间文化的宣言书，宣告了中国近代民俗学运动的开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份简章第一次把来自民间的歌谣当作宝贵的文化遗产来征集研究，表明这批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进步学者们对待民间艺术的态度有了根本的转变。
这份筒章第一次以半官方的名义向全国征集民间歌谣，并择其优秀者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刘半农的最初设想是想通过研究民间歌谣来探索新诗的出路，他主张诗歌的创作要向民歌学习。因此，这一时期的民歌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歌词及其文学性。受条件的限制，对于曲调的征集远远地落在了后面。虽然他们在《简章》中提出“歌谣之有音节者，当附注音谱(用中国工尺、日本简谱或西洋五线谱，均可”，但征集来的歌谣附注音谱的很少。不过，刘半农等人非常注意对各地歌谣中的方言口音的研究，有专人负责对方言的考订。
几年之后，在原“北大歌谣征集处”的基础上成立了更高级别的“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吸收了一大批在歌谣征集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学者和积极分子。这些人后来成了中国民俗学研究的骨千。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周树人。就是他首先提出把原《简章》中的第三条“征夫野老，游女怨妇之辞，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去掉，改成“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当一并录寄，不必先由寄稿者加以甄择”。这一改动意义重大，它第次主张研究者完全摒弃个人的主观意见，还歌谣之本来面目。北大歌谣研究会还创办了中国第个专门研究民间文学的刊物《歌谣周刊》，至1925年为止一共出版了九十七期，为保存中国优秀的民歌传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可惜的是，从那时以后，连年的战乱中止了中国的民歌研究，直到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才又恢复起来。但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民歌研究受到极左路线的干扰，研究者把民歌当作宣传某种思想的工具，歪曲了民歌的定义，各地的民歌舞台上充斥着粉饰太平的所谓“民歌”，民歌离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远。值得一提的是一位“体制外”民歌专家王洛宾，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保护并推广了中国西部地区丰富的民歌资源，为后人留下了多首脍炙人口的优秀民歌作品。
说到保护中国的民歌资源，位于北京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是全中国保存民族音乐资料和录音最全的地方，该所的资料馆保存有七千多小时的民歌原始录音!大部分都保存在磁带上。可惜的是，由于缺少经费等很多原因，资料馆里没有任何恒溫恒湿等保护措施，任凭磁带老化、磁粉丢失!更为可惜的是，据我所知，国内至今没有人想到把这些录音资料整理出来，做成磁带或者CD出版，让更多的民歌爱好者能够听到我们的老祖宗留下来的、在中国的土地上流传了几千年的真正的民歌。只有一家台湾的名叫“风潮”的出版公司买下了音研所的一批珍贵录音，于1996年出版了一套中国传统音乐的录音CD，像我这样的普通音乐爱好者这才有机会系统地了解了中国民间音乐的全貌。
近二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的流行歌坛有越来越“西化”的趋势。来自西方的流行音乐从风格到内容都全面地占领了中国流行音乐市场，垄断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音乐口味。中国人如果想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做出符合中国人自己口味的流行音乐，必须学习借鉴来自我们民族自己的音乐传统。在这一点上，美国的音乐家无疑是做得最好的，他们在如何发扬光大自己的民间音乐文化这一点上走出了一条非常成功的道路，值得我们的音乐人好好学习研究。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的动力。
但愿我的书能为振兴中国的音乐事业做出一点微薄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