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越
迪伦在唱这首歌时，完全没有用那天晚上许多歌中略带滑稽的唱腔，而把这首歌唱得格外庄严肃穆，好像整个晚上就是为了录这一首歌似的。这首歌也确实出色，它标志着迪伦的歌词创作又上了一层台阶。从写作手法上看，这首歌充满了一个个奇异而抽象的意境，为听众描述了个梦呓般的世界。这种罗列意象的创作手法成了迪伦中期歌词创作的主要特点。从歌曲内容上看，迪伦第一次跳出了为某个特定阶层写歌的框框，第一次把整个人类当作一个整体写进了歌里。录完这首歌迪伦对享托夫说:“看看周围，那么多人把责任推给了枪炮和炸弹这些杀人武器，可这个题材正变得越来越无聊，这个世界所面临的危机要远比炸弹更深一层，这个世界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有那么多的人不自由，大多数人都因各种原因没办法讲真话，他们于是就把愤怒发泄到社会上。”在迪伦看来，个人的自由要远比各种主义要重要得多。而这个社会中的任何人，不管他是一个劳动者，一个受压迫的黑人，还是一个小市民，一个瘾君子，或者是一个犯了罪的人，只要是人，他(她)就都需要自由，都应该被尊重。
可是，在那个人人都热衷于各种主义的年代，这首歌被大多数人遗忘了。几年后出版的迪伦精选唱片第一、二集中都没有收录这首歌，迪伦自己也很少在演唱会上唱它，直到许多年后播滚歌手布鲁斯·斯普林斯廷( Bruce Springsteen)在他参加的为国际大赦组织募捐的巡回义演中翻唱了这首歌，才使人们重新认识到这首歌的无法估量的价值。
录完了这首歌，迪伦大大松了一口气。大概是为了活跃一下空气，迪伦接着录了一首滑稽的念白布鲁斯，可也许是因为屋里的灯光太暗，或者是因为他太兴奋了，唱了几次都唱错了歌词。
迪伦生气地指着桌上的空酒瓶说:
哎谁去买点酒回来?”然后就走进控制室，听重放的录音。听了几遍，迪伦对威尔逊说:
“让我休息一会儿，我可以再唱一遍。
“不用了，”威尔逊回答，“把这一版的上半部和那一版的下半部接起来就好了。
三个小时过去了，迪伦已经录好了七首歌，这已是一般情况下不可能的速度，可威尔逊还是
慢
就在大伙休息的时候，迪伦邀请埃利奥特一起合唱他刚写的一首新歌，埃利奥特便向迪伦
要歌词，因为那天迪伦带着所有歌词的打印稿。可偏偏这首歌迪伦已经能背诵下来了，所以他没
常歌词埃利奥特就只能跟着迪伦唱唱和声。最后，录好的这个版本没有被收录在新专辑里。和
《自由的钟声》一样，这首歌的初稿也是迪伦在那次汽车旅行当中完成的，歌名就叫《铃鼓先生》(Mr. Tambourine Man)。
个月后，迪伦在1964年度的新港民歌节上第一次当众演唱了这首《铃鼓先生》.以及多首
这次录制的新歌，可台下的反应却是出乎意料的冷淡。事实上，和一年前的新港民歌节相比，道
伦在1964年的这次民歌节上的演出被许多人认为是最差的一次。他上合前就似乎已经“高”了
演唱时一点激情也没有，像是在应付差事。可即使迪伦非常认真地唱，台下的听众们也不大可能
接受新的迪伦，他们被不断变化着的迪伦远远地落在了后面。在这届民歌节上，记者和听众们出
于对迪伦的失望，都把注意力集中到新崛起的一批抗议歌手身上。他们急于找出一个代替迪伦
的新人，找出一个新的抗议民
是菲尔，奥克斯
上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只有一个人有资格接迪伦的班，他就
之
在新的一批抗议民歌手当中，只有奥克斯在创作上最有实力和迪伦一拼。在民歌节上，奥克
斯演唱了录在第一张唱片里的《我所听到的声音》( What's That I Hear)，此歌和迪伦的《时代变
了》相辉映，明白无误地告诉听众:新的时代就要到来了。此外，他还为听众献上了两首出色的新
歌
(进兵役者滑小调(D
Rag)虚拟了一个逃兵役者装病糊弄征兵局的故事
前好。另一首名叫《链条上的环节》( Links on the Chain)的歌曲则把矛头直接指向美国的工
A.在这次为黑人争取平等权益的民权运动中，美国工会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而站在了白人
种族主义者的一边。后来奥克斯在去探望曾经给美国工会写过很多歌曲的格思里时，专门为他
了这首歌。听完后，格思里费劲地抬起身子，含糊不清地说了声:“好!”。
民歌节结束后，一位乐评人在《小字报》上写下了这样几句话:“这届民歌节最显著的成果有两
系:其一，作为抗议民歌先知的迪伦放弃了抗议歌曲;其二，菲尔·奥克斯无可争议地成为抗议民歌
动中最重要的声音。他们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无关痛痒，后者意义深远;前者毫不考虑听众的
日球，后者则十分真诚;前者以自我为中心，后者具有理想主义的节操。”《大声唱》杂志的主编欧
文西尔伯( Irwin Silber)则给迪伦写了封公开信，指出迪伦的毛病是“脱离群众”，劝导迪伦不要被
时的成功冲昏了头脑，不要向金钱和名誉妥协。奥克斯却出人意料地站出来为迪伦说话，他在
小字报》上写了篇文章，指出这些评论家把迪伦当作一个符号，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来看待。文
的最后他写到:“一味迎合听众的口味其实是不尊重听众。如果听众不能理解这一点，他们就不
值得尊重。”可迪伦却并没有领奥克斯的情，他亲口对奥克斯说:“你写的那些东西都是垃圾，因为
政治就是垃圾，去看看这个社会，这个你所歌唱的社会吧，你马上就会明白你纯粹是在浪费时间!”
这届民歌节的听众以及乐评人们只是不满意迪伦放弃抗议歌曲，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迪伦的
这一转变只是刚刚开了个头，更令人惊讶的事情还在后头呢!在我们接下去讲述迪伦所掀起的
惊涛骇浪之前，让我们再一次回到哥伦比亚的录音棚。时钟已经指向午夜1点了，迪伦也已经录
好了十三首歌。迪伦喝了口酒，对威尔逊说:“这是我今晚想录的最后一首歌。“说罢，迪伦拿起吉
他演唱了一首他刚刚完成的新歌，题目叫做《我最后想说的话》( My Back Pages)。在歌里他对自
己前两年卷入的抗议歌曲运动做了一个总结，得出的结论是:那时的他年轻气盛，所写的抗议歌
曲充满了说教，充满了一种毋庸置疑，几近独裁的口气，在他开始用教导的口气对听众布道的同
时，他就已经变成了他本要反对的人，变成了自已的敌人。
1964年8月，哥伦比亚公司出版了这张专辑。威尔逊想出了一个标题，叫做《迪伦的另
面》 Another Side of Bob Dylan)。这个标题看上去挺聪明，可却失去了专辑的本意。这张专辑所
表现的迪伦其实根本不是迪伦的“另一面”，而是迪伦的真面H!
在《我最后想说的话》中每段歌词的最后，迪伦唱道
我过去曾经是老态龙钟
现在可比那时候要年轻
was so much older then
I am younger than that now
这句话不但是对这张专辑的最好的总结，也是迪伦对自己三年多来演唱生涯的最好总结
从今以后，这个变年轻了的迪伦马上就要带领美国的年轻人，向一切旧传统发起新一轮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