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之后的朱湘本来准备赴武汉大学任教，但一到上海就被几位熟朋友半路拦截，没去成武汉，而拉到安庆。原来，当时安徽大学正缺精通英文及西方文学的优秀教授，四处招兵买马。在这里他当上了安徽大学的教授兼英文文学系主任。
在安徽大学那两年可说是朱湘一生最安定、也最为闲适快活的时光。当时他月薪300元，不仅可以确保一家4口衣食无虞，而且还可有闲钱购点书籍，乃至古玩、字画。心境不错，朱湘创作亦有收获。从20世纪30年开始，朱湘进入了自已文学写作生涯的第三个时期，也是最为成熟的时期。朱湘从1922年开始写诗，至1933年投江身亡，其写作生涯不过10多年。却给后世留下了4部诗集、1部译诗集、2部文艺评论和散文的合集，另有1部书信集。在他逝世后，朋友们又编集出版了另一部书信集。朱湘在创作上是严格，也称得上是多产
有论者将朱湘创作历程分为3个时期:早期、中期和后期。早期(1922-1924)的诗以《夏天》为代表，中期(1925-1926)的代表作为《草莽集》，后期(1930-1933)代表作为《石门集》。19271929年，朱湘在美国读书，其译作多于创作。
在美的柳无忌先生认为关于朱湘诗的研究论著中，以钱光培先生的《现代诗人朱湘研究》着力较足，发掘更深，立论较为中肯而周详。柳无忌等海外学者对之很有好评，特著文向读者推介。
据钱光培先生研究，朱湘早期诗作，以诗集《夏天》为代表“在艺术上还处在一个学习与模仿的阶段。他所直接承受的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精神和“五四初期自由诗形式的影响。“(当时写得比较成功的作品几乎都有一定的形式与规律。
到了第二个时期，朱湘在《草莽集》里所表现的是诗人忧国忧民的哀思，向黑暗挑战的愤怒和对光明与美丽的热情追求。钱光培先生认为，朱湘为中国诗探寻并创造出优美的形式和结构，语言和音律，在整齐中求变化，在变化中开拓了多种诗体，从抒情写景以至长篇叙事(《王娇》)与诙谐韵文(《猫诰》)。在这时期，朱湘对中国新诗的特殊贡献是以“东方民族的感情，东方的语言文字，唱出了东方的歌。”
后期的《石门集》，朱湘则致力于通过各种途径来扩大新诗的形式，以本国既有或外国移植的诗歌格律为依据，试为发展而创新之。他采用了西方的各种诗体，如巴俚曲、无韵诗和桑籁体(十四行诗)等，经过一番加工改造，创造出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诗歌其中，朱湘所作桑籁体诗最多，有英体(亦称莎士比亚体)17首意体54首。他所做的移植实验，成功地使桑籁体中国化，成为十四行体诗，因此证明了“借用外国诗体来作(中国)新诗，并非一条完全不通的道路
在写作手法及艺术成熟度方面来比较，朱湘后期的《石门集》显然比其创作生涯中期的代表作《草莽集》，文笔更为成熟老练，内容上亦更丰富多彩，其间蕴涵的诗意与哲理也更深邃。正如钱光培书中所说，朱湘后期诗作，“诗人对社会的体验，对人生的思考，显然比过去深透了，因此，他的诗朱湘在新诗创作上所取得的带有开创性的成就，不仅获得了诗坛友人的赞誉，当时整个中国文坛也关注起这位还不足30岁就才赋极高、目光远大的年轻诗人来了。连其时已成为文坛众望所归的领袖、大师级人物鲁迅先生，也对朱湘及其诗作颇有好评。鲁迅一向对现当代文坛风云冷眼旁观，尤吝惜溢美之词，但对朱湘却是另眼相看。他一度称朱湘为“中国的济慈”，对其未来极其看好
朱湘和闻一多、徐志摩等人交往甚好，且轮流主编过《诗镌》，又参加了当时的许多文化启蒙和改良活动，因此被许多文艺论者划入“新月派”，其实他什么派别也不曾参加，他自己也否认是“新月派”。
朱湘对于新诗的形式作过探索，很有成绩。如前所述，这是他对中国新诗的主要贡献之一。他和新月派几位主要诗人，如徐志闻一多、戴望舒等人一样，都注重和追求形式美，主张写诗行由规律的字数组成的新诗”。然而，喜欢独树一帜，特立独行的朱湘，不但不承认自己是当时名声很响亮的“新月派”，而且对个主要的“新月派”诗人都提出过严厉指责和批评，有些甚至达到“攻击”的程度
徐志摩是新月派中的饺者，曾被誉为“诗哲”。但朱湘对他的批评最尖锐。徐志摩对自已的哲理诗较满意，朱湘却认为徐志摩的哲理诗“是他的诗歌中最不满人意的”。在朱湘看来，哲理诗这类诗根本是不能成立的。对于徐志摩的散文诗，朱湘认为有的作品还可以，但走上了骈俪之路。徐志摩的“平民风格的诗”，朱湘认为“可观
虽然有的诗“用韵用得欠整齐一点，但是情调丰富”。徐志摩的情诗要算是其诗歌中影响最大的了。朱湘并不否认情诗在徐志摩诗歌中的重要地位，却进而指出这些情诗在艺术上有六大缺点:
“土音人韵”;二、“骈句韵不讲究”;三用韵有时不妥”，m1“用字有时欠当”;五、“诗行有时站不住”:六、“有时欧化得太生硬了”。
对于新月派的元老胡适，朱湘好像也不大尊敬。他在讲《尝试集》时说:“胡君的诗没有一首不是平庸的。”甚至还说:“内容粗浅，艺术幼稚”，这是我试加在《尝试集》上的八个字
闻一多是新月派诗坛的主将之一。朱湘是佩服的，但在他看来闻一多诗歌的短处也很多:一、“用韵不讲究”，不是“不对”，就是“不妥”或“不顺”;二、“用字的时候也有四个毛病:(一)太文，(二)太累，(三)太晦，(四)太怪。”由于用字上“太怪”，闻一多的一些诗篇就不免有:“(一)不近理的字眼，(二)扭起来的诗行，(三)感觉的紊乱，(四)浮夸的紧张。”宋湘认为，闻一多的诗还有“一种奇异的现象，便是，音乐性的缺乏”。朱湘并不否认闻一多的诗也有特长，但他认为闻一多的特长也只是表明走的“是条小径而且并不长”。
当然，在当时诗坛上，朱湘也还不是一概否定，一概排斥，他眼中也有为数不多几个瞧得起的中国诗人，其中如郭沫若、戴望舒、刘梦苇、曹葆华等。他自已承认最为佩服的一是郭沫若，二是戴望舒。朱湘认为郭沫若的诗，首先在取题上，“他有这种浪漫的态度，已经使我们觉着惊奇了”。其次，他还认为:郭沫若有时艺术上好像并不讲究，“但有时候他的诗在形式上、音节上，都极其完美。
就是用全付精神在艺术上的人，也不过能做到这种程度。”
对于戴望舒，朱湘认为，戴的有些诗作到了“在音节上完美无班”的地步。他曾在致朋友罗念生信中说:“最近又看到戴望舒的，他们比起闻一多、刘梦苇、郭沫若来并不逊色一毫，因之我又高兴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