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6月，昌耀从河北省荣军中学高中毕业。其时，正值20世纪50年代中期，处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期，政府发出“开发大西北”的响亮口号。年轻且浑身充满激情的昌耀积极响应，报名参加大西北开发，辗转青海各地。并从此与西部荒野大漠结下不解之缘，成了一个地道的“西北汉子”，后来又成了“西部诗人”
平心而论，几十年的西部人生经历，带给昌耀更多的是伤害打击、折磨与创痛。然而，也正是在西部这些包括众多苦难在内的经历，成就了作为作家诗人的昌耀。正如一位论者所说:“昌耀的诗无疑是20世纪西部诗坛的独唱，之所以称之为独唱，在于诗人在数十年的西部生活经历中，敢于把自已本真的心灵世界一览无余地同构在西部大开大阖的历史长河与现实际遇中，以诗的语言追求和寻觅放达拓朴的天地英雄般的精神存在，以探险者和殉道者的无畏与尊严把自己‘晾晒’在西部的历史苍茫和现实苦难这一‘上帝的沙盘’上，直至生命与灵魂的最后升腾。
假如没有酷暑寒冬骄阳似火的西部自然和凿通古今、贯穿东西的西部精神的磨砺和孕育，昌耀也许只会成长为一个南国水乡吟花弄梅的平庸文人，一个充满灵秀和妩媚气质的墨客。”
昌耀赴西北后，先是在青海省贸易公司做办公室秘书。不过，昌耀志不在经商，也非从政，他业余时仍坚持不懈地进行文学写作。1956年，在昌耀的一直要求下，也因创作成绩斐然，时年20岁的昌耀如愿调至青海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不久，又参与青海省唯一文学期刊《青海湖》的创刊并担任编辑。
如果没有“反右”以及之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昌耀可能就此安安稳稳、平静终生地当一名诗人兼诗歌编辑，生活里没有后来那一系列动荡和磨难。但也可能因此单纯而平庸，缺失人生的沧桑，也没有了后来的作品所蕴涵的雄奇与深刻。
其实，1957年“反右”运动前后，昌耀并无所谓的“右派”言论，他纯粹是“因诗惹祸”。昌耀当年获罪的两首短诗分别是《车轮》及《野羊》。两者本是以一个勘探队员的视角，试图讴歌其富有情趣的野外勘探生活，通过对比手法，赞美大自然。无论从内容、主题，还是表现手法、风格方面来讲，现在绝对都该称为“主旋律”一类，没有任何一点所谓“犯忌”的东西。只不过，为了使诗作更像“诗”，而不光是一些时兴的政治口号，诗人在写作手法上讲究了一点，注重了艺术性，让其多了些诗味而已。
然而，就是这样两首如今读来极平常的短诗，却让年轻诗人因之获罪数十年，历经劫难、九死一生。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反右”运动开展时，昌耀这两首诗尚未公开发表，只不过在编辑部小圈子中传阅审核，仅极少数人过目过。换句话说，这些诗，即使真是“毒草”、“毒药”，也不过仍放在盒子里、瓶子内，并无“毒害”公众的能，最多是不让其出世罢了。可是，当时在那种以整人为目的的社会政治背景下，一些人的心理已经严重扭曲，人性被异化，他们甚至以“整人为乐事”唯恐被整的人太少，完不成或“超额不了”规定的“整人指标”。于是，在青海省文艺界的“反右”运动刚刚全面铺开不久的1957年8月，青海文联及《青海湖》编辑部的一些负责人，就决定将昌耀这两首本来放在抽屉里未发表的短诗在刊物上公开发表，而且加上了一段颇有“政治含量”和挑动性的“编者按”，意在煸动人们来批判。
如此，可怜的昌耀使被活生生地送上了“反右”运动的祭坛，任人宰割。“奇文共赏”，当年那个“编者按”原文如下:
(《青海湖》)编者按:这两首诗，反映出作者的恶毒性阴暗情绪，编辑部的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它是毒草。鉴于在反右斗争中，毒草亦可起肥田作用，因而把它发表出来，以便展开争鸣。
而昌耀的两首诗，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仅选《车轮》一首示于读者:
这腐朽的率轮，这孤零的车轮……就让它燃起我们熊熊的篝
火，加入我们激昂的高歌吧
勘探者语
在林中沼泽里有一只残缺的车轮/暖洋洋地映着半圈浑浊的阴影
它做着旧日的春梦，常年不醒/任凭磷火跳越，蛙声喧腾
车队日夜从林边滚过/长路上日夜浮着烟尘/但是，它却再不能和
长路热恋/静静地躺着，似乎在等着意外的主人
对于当年那段“祸从天降”，而且纯属“莫虚有”的“右派”之罪，40多年后，昌耀忆之仍心绪难平。他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昌耀的诗》所写的《后记》中说:“须知，1957年未兔促狭的“反右牡士曾是那么幸灾乐祸地讥诮我“右派分子现了原形’，其言凿凿，音犹在耳。孰是孰非?一个无法抹掉的基本事实却是:当年此间同道对一个热诚投奔大西北‘熔炉”的年轻人所实施的集体性‘政治谋杀’是对公正的嘲弄。我是此间仅有的为一首写给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赞歌—但对反右’绒默一—而接受了近22年惩处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