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智主义”何以在美国盛行？
最近，“文科生太多会导致国家发展停滞”的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倘若这只是一次单摆浮搁的讨论，或许不会引发激烈的反应。这次有关文理价值的讨论，更多地牵动了文科生长期被鄙视的“噩梦”。
在很多人儿时的记忆中，经常会听到“学习不好的人才会学文”，“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其实，对于文科的贬低，在中国可以追溯得更早。近代以来，随着欧洲列强的入侵，屡屡“救亡压倒启蒙”，人们高喊着“科学救国”“实业救国”。除了像鲁迅等人意识到了“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之外，大部分人还是立志成为医生、科学家、实业家。
其实，有关文理价值的讨论，在当今学科无限细化的情况下已然成为了一个伪命题。文科包含很多更为实用的学科，如经济学、教育学、法学、管理学；理科同样有基础数学、基础物理等纯理论研究。我以为，有关文理讨论的实质，更多的是纯理论研究与实用学科之间的价值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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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曾有相似的争鸣。 1963年，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出版了《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提出在美国的文化传统和公民普遍的心态中，存在“反智主义”的传统。“反智主义”一词也因霍夫施塔特而走红。
在霍夫施塔特看来，“反智主义”中的“智”指的是“智识”而非“智力”。“智识”指的是人类高贵性的独一无二的表现，从事与“智识”有关工作的人，他们必须具备以下素质：如无功利的智力、概括能力、自由思辨、新颖的观察、创新性、激进的批判等等。他们靠观念（live off ideas）为生，寻求人类的永恒价值。在霍夫施塔特的眼里，这一类人应该以创新性工作为主，即纯理论性的研究。
然而，在美国，这样的一类人却从建国之初就不受欢迎。究其原因，就在于很多美国人认为，这种“智识”不具备实践性，相反，知识分子还要对社会泼冷水，提出批判性的反对意见。在很多人看来，这是非常危险的。正如约翰·杜威所说：“每个思想家都让看似稳定的世界的某一部分陷入危险之中；没有人能充分预测出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什么情况。”后来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说：“知识分子是那种用多余的话讲述他未必知道的事情的人。”
这种现象是怎么产生的？这是霍夫施塔特决心写作这本书的动机。对于当时的很多学者来说，他们会将这一现象归结为商业的发展，现代性的出现。但是霍夫施塔特却要刨根问底，寻找“执抝的低音”（丸山真男语），即从历史演变和社会根源中，揭示美国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状况是如何塑造、支持反智主义，以及反智主义又是如何阻碍或危害美国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并最终导致价值观混乱的。
按照霍夫施塔特学生丹尼尔·辛格尔的看法，霍夫施塔特的史学旨趣，在于揭示和解释美国过去的复杂性。这也是为何这本书一经出版，仅在两年以后便获得了“普利策奖”，甚至直到如今它在美国还长盛不衰，被奉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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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施塔特将美国反智主义的根源，追溯到了宗教领域。在美国建国之前，北美这片土地就吸引了众多心怀不满、被剥夺了权利的欧洲人。在这些人看来，这里是理想的国度，而他们的到来，也是凭借着宗教中狂热的冲动。这种狂热的冲动，就是个人直接接触上帝的感情，从而实现内心的确证。这些“狂热派”用反智的口吻严厉抨击神职人员、大学教师和律师，认为这些人的知识会直接干扰内心的信仰活动。霍夫施塔特说，“从那时起，他们在美国这片海岸不但为19世纪一再出现的福音派思潮，也为反智主义传统开了先河——反智主义传统就孕育在宗教信仰的母体之内”。
美国建国之后，随着教派的增多，彼此开始出现了竞争。福音派逐渐一家独大。福音派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依靠“灵”，直接与上帝对话。他们告诉那些没有文化的百姓，“不用学习也可以”，甚至连《圣经》都不需要。正是在这样的鼓动之下，福音派席卷了美国的西部乡村和众多城市，并逐渐扩散到全美。福音派在深化了美国人平等意识、互助互爱的精神，以及发展了社会福利慈善之外，同时也奠定了美国的反智主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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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宗教之外，美国初期的政治家，尤其是国父们的影响也同样重要。美国建国非常艰难，全民动员才赶走了英国军队，因此美国人对欧洲具有思想的贵族充满了厌恶和恐惧。他们认为思想家总是空谈，异想天开，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就会摇摆不定。正是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之下，负责起草《独立宣言》的托马斯·杰斐逊成为第一个受害的著名人物。当时南卡莱罗纳州议员写了一本小册子，反对其接任华盛顿成为总统，这位议员认为，杰斐逊“教条式”（doctrinaire）的领导方式会引发动荡，甚至有可能带来危险。
在当时的美国人看来，政治家最重要的是上帝赐予的道德情愫，而非专业知识。相反，“知识越多的人越反动”，他们会将美国变成集权国家，践踏民主和自由。事实上，在美国历史上的多次总统选举和党派的博弈中，反智主义者都屡屡胜出。
在这种情况下，在美国历史上，文人改革派一直遭受诋毁，甚至当众被嘲讽。反智主义者将改革派文人形容为“娘娘们们”（namby—pamby），“政治上的太监”。直到进步主义时期和两次世界大战时期，随着经济发展，战争、军事和外交的增多，知识分子迎来了“短暂的春天”。然而，战争结束以后，“反智主义”思潮在历史的基因和现实环境下再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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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施塔特也论述了商业、教育等领域的“反智主义”传统。从19世纪中期开始，美国的商业占据了主导地位，用时任总统加尔文·柯立芝的话说：“美国的事就是生意。”从这时开始，美国的企业家中兴起了“反智主义”。在这些企业大亨们看来，他们成功的秘诀在于国家提供的民主平等的制度，以及艰苦的自我奋斗，而企业能够持续发展，依靠的是技术知识。至于那些哲学、历史和古典学知识，都是没有意义和“令人作呕”的。
商业领域“反智主义”的兴盛，很快就影响到了教育领域。企业需要学校培养更有效率、训练更加有素的劳动阶层，企业家愿意投资兴办职业学校，成立技术图书与实业书籍出版公司，而对高等教育嗤之以鼻。有位马萨诸塞的羊毛制造商言道，自己只喜欢用公共小学学历的工人，不用受过高等学历的人，因为他们没法用代数来经营工厂。相反，他们的知识太多，会导致不安分，完全丧失了斗志。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美国中产阶级和下层人民的孩子也跻身于职业教育之中，将高等的智识教育看成是少数上层人的特权。可以说，从19世纪中期开始，美国一切都以实用主义为导向，甚至开始倒逼从事智识工作的人。
我们会发现，在20世纪前半叶的美国，几乎没有出现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社会学家……当时的美国哲学被称作“实用主义哲学”，而社会学也主要被更实用的科学社会学和结构功能主义所占据。
在全书的最后，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霍夫施塔特对美国的未来深深担忧。知识分子越来越被主流社会疏离，甚至不得已而顺从，丧失了批判性。他呼吁，知识分子不要对未来失去信心，“只要人的意愿的砝码，投入历史的天平能够产生关键的影响，那么活着就要相信，情况不会如此”。这句话，对于现在处在商业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中的知识分子来说，仍旧不过时。